把生物生态监测创成特色品牌——记江苏省常州环境监测中心总工程师徐东炯

从1983年进入江苏省常州环境监测中心工作以来，徐东炯近四十年如一日，始终工作在环保第一线，潜心于环境监测特别是生物生态监测，带领团队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创出了常州乃至江苏环境监测的特色品牌。

情怀不改的生物监测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微生物专业出身的徐东炯看来，生物对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生物监测“每天面对活的东西，会让人更有融入自然、融入环境的体验。”

与科研创新不同，环境监测更强调科学规范，对质控的要求也高，国家监测总站最先建设的就是“国家环境保护环境监测质量控制重点实验室”。“生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确定性更强，加上生物监测技术的发展相对于理化监测具有滞后性，使得生物监测的质控难度更高。”徐东炯说。

做生物监测也面临着各种危险，尤其是水上作业的风浪，“以前我们用的是小船，湖上风浪大了很容易掉到湖里，水浅的时候，船可能会触底。夜间监测收工晚了视野不好，船行进过程中可能会撞上异物，撞击力量大了人可能一下子就飞出去了。”还有各种脏和苦，徐东炯一般少有向人提起：长江底栖动物采样，整个人泡在江水里捞取底泥，常常搞得满身泥污；水专项课题，在太湖上一待就要半个月。

“做生物监测要靠一种情怀。”虽然经历过所在的生态科改编重组、队伍缩减的艰难时刻，但徐东炯的初心不改。

“我不累，把工作培养成兴趣，你也可以充分享受到工作带给你的快乐”，这是徐东炯常挂在嘴边的话。为及时完成太湖20多个点位浮游生物、底栖动物样品鉴定，他曾经夜以继日泡在实验室里，虽然蓬头垢面，但分析完样品圆满“出关”时，他依旧精神奕奕：“任务完成了，我很有成就感。”

随着生物监测越来越受到重视，在环境管理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徐东炯领衔的生物监测队伍也随之不断壮大，监测的点位更加广泛，参与的各类项目也更多。如今常州监测中心的生物监测能力范围覆盖环境微生物、生物群落、生态毒理、生物残毒、实验动物等方面，还能够开展蓝藻暴发期和秸秆焚烧期的生态遥感监控，是全国开展生物生态监测项目最多、最全的环境监测站之一。

应急监测也能上

应急监测，往往关联着突发环境事件。这类监测时间紧、任务重，一开始可能就没日没夜，是监测工作中的一块“硬骨头”。

在监测污染物对外环境影响时，除了运用理化手段直接测定外，生态毒理手段也应用广泛。“特别是发光细菌最为典型，有没有毒性，根据相对发光抑制率来表征毒性的大小，还能够开展追踪，看对外环境如何产生影响。生态毒理的监测结果与理化的监测结果往往能够相辅相成，互相印证，为环境管理决策提供技术支撑。”徐东炯说。

蓝藻监测也是应急监测的重要内容。“现在蓝藻应急监测已经是一种常态化监测，每年的4—10月一般都会持续开展。相对于太湖周边其他城市，常州的竺山湾是藻类最易聚集，水华暴发频率最高，‘湖泛’风险最大的湖区，应急监测的任务就重。”徐东炯说。

徐东炯在竺山湖用三角拖网进行底栖动物定性采样

近年来太湖水生态状况持续好转，藻密度也在下降，加密监测的启动也随之减少了。“底栖动物多样性在增加，以往山区溪流中才能见到的‘清水型’指示生物，如蜉蝣、石蚕、石蝇等已经在河流湖荡中出现。而且水生生物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十一五’主要是耐污型寡毛类和摇蚊等，‘十二五’软体动物如螺、蚌、蚬，甲壳类生物如虾、蟹等生物大量恢复，到‘十三五’已经成为新的优势生物，我们所说的‘虾回蚌归’是鱼米之乡生态良好的一种表征。”说起太湖的水生生物监测，徐东炯如数家珍。

监测服务环境管理

理论知识需要应用到实践中，生物监测也是环境管理的重要技术依靠。在常州，太湖度夏安全、饮用水源安全、渔业用水安全、农灌水安全等许多日常环境管理工作都渗入大量卓有成效的环境生物监测。

徐东炯领衔的生物监测团队积极探索创新服务模式，在国内首次集成创新构建了组合式饮用水源生物在线预警系统，为饮水安全提供技术保障。

“这也是生态毒理手段的应用之一。不同生物的敏感谱不一样，组合起来就能综合评估环境影响，我们一般是运用四类指示生物，‘菌、藻、溞、鱼’，菌就是发光细菌，溞就是平时说的鱼虫，它对杀虫剂敏感。”徐东炯介绍说。

在徐东炯看来，生物监测的时空尺度越大，对问题的分析判断相对也会更准确。1983年刚工作的时候，他就监测过水生生物沙蚕，那时候主要是在京杭运河上游，到了90年代，沙蚕长时间消失了，2000年以后监测范围进一步扩大，2010年扩展到整个太湖流域，沙蚕又再次出现了，而且出现的空间很有特点，主要在望虞河、太浦河等引江济太通道上。“这说明沙蚕和长江关系密切，也说明水体交换、江河湖联通，对水生生物多样性是有好处的。”由此，徐东炯形成了一份关于“引江济太”的专报。

今年，生态环境部已组织开展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试点。徐东炯说，水质目标管理正向着水生态目标管理转型，生物监测已进入环境管理主战场，相信生物监测团队将大有可为，未来可期。